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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鄧小平經濟發展理論的三個特質

    2017-03-13 14:53 來源:范文站 人氣(0) 范文站fanwenzhan.comRSS訂閱 

    中國面向21世紀的主要問題是發展。鄧小平經濟發展理論,建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基礎之上,融入當代國際局勢的新發展和科技進步的背景中,是對經濟發展理論的創新。

    一、立足國情的主動選擇 在《鄧小平文選》中,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對當代中國主動地推進經濟發展的反復論證。鄧小平認為,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人民,積極吸取歷史教訓,主動迎接現實挑戰的必然選擇。他多次談到,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遭受資本主義侵略,日益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資本主義列強欺負我們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國經濟落伍了。現在我們獲得了獨立和發展,而要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關鍵是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戰略。鄧小平在闡述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時再三提起歷史上落后挨打的教訓,并不是出于單純防御性的考慮,而是以此激發全國人民加快經濟發展的愛國熱情。他說,要懂得一些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3]

    中國主動式的經濟發展,不僅是為了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更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使中國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是一個政治、人口大國,但經濟上還是一個弱國,這同我國的地位不相稱。鄧小平認為,認識落后,是為了激勵我們奮發圖強。新中國主動進行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就是著眼于振興中華民族,以便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鄧小平強調,中國經濟越發展,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中國現代化越是不斷推進,我們就越能在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促進世界發展方面有所作為。他指出,到下個世紀中葉中國基本上實現了現代化,不僅會給中國人民帶來共同富裕,而且會給占世界總人口3/4的發展中國家走出一條新路,向全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這才是中國經濟發展對人類的最大貢獻。“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不是民族利己主義,恰恰是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國際主義。在實現中國跨世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于本國又放眼世界,把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聯系了起來,把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同世界社會主義命運和人類的前途聯系起來,將愛國主義上升到更高的理性階段,充分展現了當代中國主動尋求經濟發展的昂揚姿態和恢弘氣勢,這是其他經濟發展理論所不具備的品格和特質。

    在一些西方學者看來,發展中國家傳統勢力強大,社會內部因素無力促成經濟發展的發端,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傳播和輸入才能啟動其經濟發展。鄧小平完全不是如是觀。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不是被動式的,而且也不是由外國促成的。他在多次重要談話中都有力地闡明了,中國只有依靠內在的力量和積極性實現經濟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建立在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上,他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清醒地看到這是一件艱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夠做到的。首先是我們有全黨的團結,全國人民的團結。我們的人民是勤勞的人民,有著艱苦奮斗的傳統……人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又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有豐富的資源,加上利用世界的先進技術,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可能的。”[4]

    世界上確有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是依賴發達國家而取得了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成功,但這不適合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不適合中國,鄧小平對此作了透徹的分析。他說,過去一些國家和地區,由于有些發達的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在資金、技術方面支持了它們,又由于它們勞動力工資低,其廉價產品在一定時期的國際市場上比較容易鉆空子,加上這些國家和地區比較小,現代化比較容易實現。而中國這樣社會主義大國的情況與之不同,不可能走這種完全借助外國實現經濟發展的“捷徑”,“要發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實行開放政策能吸收外國資金和技術作為我們社會主義的補充。”[5 ]他在《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篇著名談話中詳細分析了我們實現四化目標的四條根據之后,就肯定地宣布:“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基礎”。[6](p.233—234)這就是說, 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內生”式的,而不是“外生”式的。

    對比分析鄧小平的經濟發展觀和西方傳統發展觀,其主要區別不是在于發展中國家要不要實行對外開放,要不要吸引外來資金和技術,而在于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是立足本國,還是依賴外國,是主動迎接現實的挑戰,還是一種“被動的抉擇”。鄧小平總結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經驗和規律,又深入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具體國情,從全球發展的高度認識到,當今世界已成為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要發展,都要學習別的民族和國家的長處,學習別國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1978、1979年)的談話看,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是他這兩年反復闡述的一個話題。既要立足本國,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來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實現經濟發展,又要引進外國先進成果以加速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辯證法,也是鄧小平經濟發展理論的一個顯著特質。

    二、發展的創新模式 社會主義以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我們過去提倡的縮小差別和均衡發展政策的結果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貧困。正是鄧小平所說的這種“平均發展”,嚴重地壓抑了人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使經濟發展喪失生機和活力,使我們長期陷入“貧困——平均發展——貧困”的怪圈。早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所舉行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在這篇著名講話中,緊接著“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還有一段更富有哲理的話:“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建議同志們認真加以考慮和研究。”[4](p.152)這就是說,“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思想,其意義絕不僅限于消費的分配領域,而是與中國經濟發展和國民經濟各個方面都有關的一個重要理論和政策,是經濟發展理論的一個創新。 早在1943年,經濟學家羅丹在他的論文《東歐和東南歐的工業化問題》中,就提出過對落后地區的工業化要進行大規模投資的論點,即所謂的“大推進理論”。“大推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有一定規模的投資,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它的根本缺陷是:首先,忽視了發展中國家正是資本缺乏的國家,如果非要等到積累了大規模的資本再進行投資發展經濟的話,發展中國家將永遠沒有希望發展起來;其次,如果發展中國家勉強湊夠了一部分資金(如通過舉借外債),在很多行業同時進行大規模的投資,由于基礎設施投資期限長,后續投資可能不足,造成工程無限期拖長或半途下馬,尤其是由于形成生產能力有一個較長的時滯,容易產生通貨膨脹;再次,忽視了實物資本的投資還需要技術、管理和勞動者素質等多種因素的配合,而這些因素在短期內難以有更多提高。20世紀70年代,伊朗的巴列維王朝在美國的支持下,為了迅速實現現代化,進行了雄心勃勃的大規模均衡“大推進”投資,結果決策失誤,物價飛漲,工程停頓,人民怨聲載道,不久被霍梅尼政權取代。中國20世紀50年代后期的“大躍進”也是非常類似這種平均主義“大推進”式的均衡發展模式,導致有限資源的大規模平均投入,投資失控,比例失調,被迫進行了五年調整。[6 ]鄧小平的非均衡發展模式正是在對這樣一種國際和國內經濟發展史的總結中提出來的。

    發展是非均衡趨向均衡的過程。非均衡發展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充分利用現有資源,首先是沿海地區資源,而后是中西部地區資源,使經濟發展逐步趨近所謂均衡。改革開放以來,非均衡發展的大政策、大思路,使中國經濟步入了正常發展的軌道。它是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和企業先行發展、先行致富所產生的強烈示范效應,使大批地區、企業和個人爭相效仿,從而使整個中國經濟發展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向前推進。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里高津的耗散結構論認為,在遠離平衡狀態的開放系統中,由于與外界不斷進行能量及分子交換,有可能從“無序”走向“有序”,“非平均是有序之源”。要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這個耗散結構,就必須把傳統的共同貧窮的社會主義推向遠離平衡的非線性區,使其處于一種十分不穩定的狀態,為出現新的共同富裕的耗散結構提供可能。毛澤東1956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也指出:“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7 ]鄧小平不僅從哲學和發展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了同耗散結構論創始人普里高津的命題相同的結論,而且把毛澤東沒有在經濟建設中實行的辯證法思想成功地運用于中國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創造出輝煌的業績。如果沒有鄧小平經濟發展理論這一重大創新,中國恐怕至今還在“同步富裕”的夢魘中掙扎。在沿海地區成為強大的經濟增長極后,產業要升級換代,市場要拓展,增長的動力傳遞到了中西部地區。中央做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決策,正是鄧小平非均衡——均衡經濟發展理論在新條件下的運用和發展。

    市場經濟是一種被資本分離開的生產和消費通過市場來實現其統一性的經濟形態。資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潤,這就決定了市場經濟中生產與消費的總體平衡必須通過階段性的不平衡運動即間歇性的周期經濟波動來推動。鄧小平認為,經濟發展不僅要從非均衡向均衡的橫向展開,而且從縱深上要呈現“臺階式”上升。他把中國經濟發展比喻為臺階,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跳,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跳上一個新臺階;跳了以后,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后繼續前進。他說:“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當然,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3 ](p.375) 鄧小平的發展理論認為,能發展就盡量搞快些,出了問題再整頓,這比四平八穩,不出問題的低速度要好,“臺階式”發展是客觀規律的正確反映。他還把這種考慮的根據歸納為三條:一是出了問題再整頓,只要這個問題沒有傷筋動骨,就不會回落到起點上去,而是站到一個新的起點,登上一個新臺階;二是經濟上了新臺階,手頭上的東西多了,出了問題也好解決;三是不出問題的低速度要出大問題,而這樣的問題,不只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既然“臺階式”發展模式是對客觀經濟規律的正確反映,那么無論從解決就業,消除貧困,還是從調整結構,壓縮泡沫來看,目前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加快發展。絕不能因為一時的“蕭條”就認為中國經濟已進入停滯階段。中國是一個人口增長速度快于工業化發展速度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遇到和將要遇到的許多問題都是沒有先例的。現在經濟學界一般熱衷談論的凱恩斯政策,實際上是兩條:一是增加政府投資,二是改變社會預期。兩者相比,增加投入不過是手段,社會預期才是理論分析的基本點。[8]但在運用西方經濟分析工具的時候, 必須考慮到中國的基本國情。如果只是注重增加政府投資,而忽視了其他方面政策對社會預期消極影響的話,經濟還是難以啟動,躍上一個新的臺階。從啟動社會預期,實現經濟新一輪跳躍式發展來說,我們必須加深領會和進一步強調鄧小平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

    三、發展本質的全新揭示

    現代經濟發展史,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史表明,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獲得長期高速增長,其內在的推動力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蓬勃發展。以微電子、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和航天技術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不僅直接帶動了產業部門的高度發展,而且極大地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變化。可以說,人類面臨的21世紀,高新技術產業是國際競爭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國跨世紀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因為經濟文化落后,要擺脫傳統狀態,只要照搬發達國家早期發展戰略就行了。這種發展模式的特點就是以gnp的高速增長為目標。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遜顯然也是過分強調了科學技術發展條件的特殊性,他認為:“先進技術是適應先進國家的特殊條件——如高工資,資本相對于勞動比較充裕,大量熟練的技術人員等——而被發展起來的。這些條件在比較貧困的國家并不普遍存在。”在他看來,阻礙窮國前進的文化和經濟障礙成百上千,窮國只有跟在發達國家后面亦步亦趨,而不可能發展和運用高新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1](p.1377—1378) 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綜合進化的過程,單純的經濟增長將人類社會引向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歧途。無論是w·a·劉易斯、j·h·伯克等人的“結構主義發展理論”,還是保羅·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或是薩米爾·阿明的“國際依附理論”以及羅斯托的“經濟增長階段論”等等,都存在著一個假設前提:發展的本質是純經濟過程,是gnp的增長。這一觀念的重大缺陷在于,它以物為中心, 在發展實踐中指向客體一極,不僅忽視了人作為發展主體的地位,忽視了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經濟文化的內在聯系,而且這一發展觀以其“指標體系”和示范效應來宣傳“西方中心論”,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且以西方經濟學為藍本來構建發展經濟學的框架。

    20世紀80年代以后,各國學者就發展問題進行了跨地域、跨學科研究,于是一種“綜合發展觀”應運而生。1983年,法國經濟學家、哲學家f·佩魯在《新發展觀》一書中認為,新的發展觀是整體的、 綜合的和內生的,經濟發展只是手段,發展的目的是社會和人的需要,而且這種需要,不僅僅是物質需要,還包括與各民族的價值及傳統一致的社會、文化和精神的需要。持綜合發展觀的未來學家們也提出應“以滿足人的需要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從而變“發展=經濟+社會”為“發展=社會+人”。但這里說的“人”還是西方現代化中的“單向度的人”或“經濟人”。

    近10年來,實驗經濟學及經濟心理學的發展已對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假說提出了質疑。他們觀察到無論何種流派的觀點,對經濟主體的行為描述都未能跳出利益最大化假設的框框。然而人的行為是復雜的,人們掌握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在一時段內總是有限的;需求是多層次、多向度的,人的價值也應該是多維度的,既包含市場價值,也包含人文價值。因此,人們實際經濟行為在許多場合下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這就相應地應該用非最優化方法來描述和分析更為普遍、更加復雜的非完全理性行為。這無疑是發展理論的一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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